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这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和新的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药物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做尝试。最近4年，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最后，我认为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诊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这种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并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费立鹏：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费立鹏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国通。谈起中国人的自杀情况，这个加拿大人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加熟悉。上个世纪90年代，自杀一度成为中国人排名第5位的死亡原因，甚至是青少年死亡原因之首，但整个社会却对自杀问题讳莫至深。正是费立鹏在中国开启了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结合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自杀的学者，也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并构建起首个（也是最大的）全国性24小时心理危机热线电话。最近20年，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更快，但费立鹏依然觉得这不是松劲的时候，因为“自杀并非无法预防，自杀一个都太多了，预防自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费立鹏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临床精神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教授

2012年，全球80万人死于自杀

2016年联合国出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希望从2015年到2030年，要把自杀率减少1/3。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出台了一个全球的自杀报告，当年全世界的自杀死亡人数是80万左右。

此后各国都开展了自杀干预工作，但是效果却并不相同。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在全球各个国家，自杀率的差异很大，最大有100倍。在一个国家内部，自杀率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印度的26 个洲，男性自杀率的差距是14倍，女性是18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死亡人数在所有自杀人数中占75%，可是90%以上的自杀的研究和自杀干预措施都是从高收入国家来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所提供的建议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可能并没有效。

我们可以对比国际和中国国内情况来看。

从国际上来看，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老年人的自杀率较低。且男性的自杀行为风险更大，自杀死亡可能性要高于女性。年龄越大的人自杀死亡的可能性越大。用不同的工具死亡风险也不同，比如枪械的死亡可能性很大，服毒死亡率大概只有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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