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FGFR抑制剂都在临床中得到很好的开发，肿瘤缓解率高达20%。

正因为如此，有至少三个特异性的FGFR抑制剂在三期临床试验，我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对胆管癌病人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

对抗药性也已有了解决方案

从我们对靶向药物研究得到的启示来看，所有的靶向药物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所谓抗药性，影响了有效性。在麻省总院，我们通过对于病人样本的分析，对于血液循环DNA的检测，还有对于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细胞细胞株的鉴定，对于药物的抗药性做了详细的研究。

我们门诊的一个病人在接受FGFR抑制剂的时候，肿瘤缓解达到了50%，但是在6个月的时候出现抗药性。但我们有第二代FGFR抑制剂。

这个病人在一开始接受第一代FGFR抑制剂的时候，他有12个月的疾病控制，有了抗药性以后，当病人接受第二代药物的时候，他又有13个月的时间有肿瘤缓解。

所以，这个病人从一开始接受FGFR抑制剂到最后的进展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同一类药物），这给我们临床提供了非常好的进一步开发的依据。

我刚刚提到了IDH和FGFR，只是我们现在成功的两个例子。在胆管癌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是相对于更少见的一些重要靶点。比如说HER2的扩增、BRF的突变、NCHKT的转位、BRHKT的突变。

这些突变和基因的融合，都给将来在胆管癌的进一步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性依据，我希望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有更多的突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信息是：肝癌在早期完全是可以治愈的，即使是晚期，我们现在也充满希望，因为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我们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的实际意义。

现在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在临床中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功，同时在联合应用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起步。

通过我们今后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我希望病人在肝癌肿瘤中，将来能够受到更大的获益。

李太生：艾滋病诊治应该三位一体

从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到谈病色变，再到国际领先的治疗水平，中国艾滋病治疗在十多年间产生了巨大飞跃。艾滋病治疗的“中国方案”不仅让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003年的22.6%降至2015年的3.1%，还成为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李太生就是这份“中国方案”的倡导者，他建立起适合中国艾滋病人的“鸡尾酒疗法”，并主持制定我国首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确立了全国医生诊断、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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