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药价上，日本通过对药价进行较大的调整，无论是仿制药还是专利药，通过制定透明化的药价差和药价谈判，迫使其药品利润出现大幅下降。随着药价的下降，医生的灰色利益大大缩小。其次，对医院药师的处方量进行限制，每个药师的日处方量只有40 ，超出部分减半支付，这迫使医院将更多处方流出院外。但是，和中国类似，日本医院将处方大量流向院边店，这推动了第三个政策，药店来自同一医院的处方不得超过70%，这对院边店形成了压力。

总体来看，日本处方外流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给予医生的高额补贴，医生每流出一张处方能得到补贴。在药品灰色收益日益下降和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很多医生愿意将处方流出以获取补贴，这也是因为日本医保较为充裕才能执行此类政策。比如，2013年，处方流出率是67%，发行处方笺数量一年有7亿6300万张，处方配药报酬额达6兆6500亿日元。

而从台湾地区来看，虽然药价限制也做的很好，但由于医院本身的强势地位和患者就医更相信名医，处方外流的效果并不好。虽然台湾地区也设置了70-100张的药师日处方量限制（医学中心门急诊70张、区域医院80张、地区医院100张），超过部分减半支付，但大医院更愿意将处方留在自己手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处方外流对医生是没有补贴的，另一方面，医院仍能从药品获利。

根据台湾健保的统计，台湾医院药师一天的平均处方调剂量是150张，远高于规定数量，有的私立财团法人医学中心药师一天的处方调剂量高达360张以上。医院药师每天要处理如此大数量的处方，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审方，事实上只能是医生的附庸。而台湾地区的药店则在处方获取上较为惨淡，只有55%的药店经营处方药业务，平均每家药店日均获得的处方只有10张左右，更有45%的药店不经营处方药业务，也不是健保签约药店，只经营OTC和保健品等非医保报销单产品。

台湾医院的处方流出率只有1%不到，如果将基层包括在内，台湾地区的处方外流率是34%，但即使这样，大部分处方还是流到了院边店或诊所边上的药店。由于院边店往往与医院有着明确的利益关系，这样的处方外流实际意义很小。

从日本和台湾地区来看，只要医院仍能从药品获利，处方外流的挑战极大，药事服务费的意义集中在体现药师服务价值上。日本通过三管齐下的模式来推动处方外流，从1974年至今已达45年才达到91%，药师日均处理处方量基本在限定范围内。而台湾地区的医院并不愿意处方外流，即使给予药事服务费超量减半，医院仍然紧握处方不放，药师成为医生的附庸。

因此，从其他地区的经验来看，药事服务费的设置并没有对医院和医生起到制约，反而增加了医保的开支，只是帮助医院覆盖了药房和人员的成本。日本的处方外流模式虽然带动了药师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药师来审方以制约医生开药的合理性，但前提是给予了医生大量的补贴，中国医保显然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补贴。从台湾地区的发展轨迹来看，如果处方无法从医院流出或者只流向指定的院边店，药事服务费更多的只是给予医院药师以明确的工作量标准和考核，但无法发挥药师的审方和合理用药守门人的作用。

因此，中国药事服务费的单独设置的主要作用还是解决医院药房的人员和相关成本，指望药师来制约医疗机构显然较为困难。但药师要发挥真正作用的前提是扭转医生的经济动力，这需要医改的整体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