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铭军告诉记者，二孩生育高峰到来，该院接诊的高危产妇大量增加，占比超过80%。“全年开展产妇大抢救约270多次，最高龄产妇达到53岁。虽然没有发生一例孕产妇死亡，但是医院的压力相当大。”剖宫产率全国平均为46.2%，生二孩人群年龄大，且一半是剖宫产后再孕，导致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高龄加上剖宫产因素，增大了孕产风险。陈奕告诉记者，高龄孕妇胎儿发生染色体异常、畸形的几率会增加，尤其是此前有过不明原因流产、胎停育病史的孕妇，孕期容易发生流产，同时容易并发一些疾病，比如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低等。由于高龄孕妇精力、体力均不及年轻孕妇，生产时更可能发生难产，剖宫产几率也会增加。一些高龄孕妇在妊娠期、产后会精神焦虑，甚至患上抑郁症。

剖宫产再孕面临的风险更大。“剖宫产的第一胎，两年内也不建议怀孕，容易发生子宫破裂。”陈奕说，剖宫产后子宫留下了疤痕，如果疤痕愈合不良，再次妊娠中晚期可能会“撑破”子宫，即子宫破裂，如果胚胎刚好着床在瘢痕上，则更加危险，甚至危及生命。

徐铭军介绍，高危病例出现的时候，医院多学科团队必须介入，有些学科甚至提前介入。比如失血产妇，麻醉医师需要提前介入，守护高危产妇生产全过程，熬夜、吃不上饭、加班加点，非常辛苦。

迎接二孩的妇产医院，简直全员忙翻天。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记者，2017年、2018年才是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的人口出生高峰期，预计每年出生人数2000万左右。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孕产妇死亡率比往年增加。如何减少高危孕产风险，减少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成为二孩时代的新课题。

2016年4月，国家卫计委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提升救治能力和水平。2017年底前，省级要建立若干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均要建立至少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1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上海市要求全市助产机构均设立产科安全管理办公室，由分管业务的副院长负责，协调孕产妇救治转运事宜。

建档难不会存在太久，2019年之后出生人口规模将恢复常态

绝对供需紧张叠加结构性因素，使建档难上加难。如何整合孕前、孕期、儿童保健内容，适应公众需求，亟待进一步创新和探索

打算生二孩的家庭都想去最好的医院生产，以确保母婴万无一失。在北京等大城市，绝对供需紧张叠加结构性因素，使建档难上加难。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认为，我国妇幼健康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产科医师短缺，尤其是助产士非常短缺，很多产科医师既当医生又当助产士。三级医院技术一般较好，对孕产妇、新生儿健康都比较有保障，所以人们希望到好医院生孩子。但是从服务可及性来说，一二级医院应该发挥作用，分流普通的孕产妇，减轻三级医院建档负担。“如何保障服务能力供应，优化配置医疗资源，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原新分析，建档难主要是指优质三甲医院建档难。一方面医院应该挖掘潜力，调剂科室余缺，增人增床尽量接纳。但从长远来看，建档难不会存在太长时间，未来产科床位过剩是大趋势。他说：“事实上，现在出生的仍以单独二孩为主。很多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人群，需要时间做各种孕前准备，比如停止使用避孕技术等。2019年之后，出生人口规模会恢复常态，年出生人数将逐步减少。”

“需求是无限的，供给却是有限的，缓解供需紧张，需要调整政策，及时出台配套政策保障供给。公众也应该多了解孕产保健知识，减少高危因素。”徐铭军说。

2016年10月，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出台《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 争取达到每千分娩量产科床位数17张，并提出了分级建档等分流措施。2016年，已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9.1亿元，支持45个市级和202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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