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上海申康在借鉴澳大利亚AR-DRGs的分类方法时发现，在肾疾患内科治疗组，AR-DRGs分为L61肾衰竭、L62肿瘤、L63感染、L64结石、L67其他。

而按照《肾脏内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评分标准(试行)》要求，肾脏内科主要病种为原发性肾小球疾病、间质性肾炎、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狼疮性肾炎、血管炎肾损害、淀粉样变肾病等。如果上述肾病导致肾衰竭，则肾衰竭体现在病案首页的其他诊断中，而非主要诊断，导致肾疾病患者基本都在L67中。所以申康在实践过程中，以AR-DRGs为基础，推出了申康版DRGs。

在编码系统方面，美国的AP-DRGs使用ICD-9诊断和操作编码，澳大利亚的AR-DRGs使用ICD-10。而“师承”AP-DRGs和AR-DRGs的北京版DRGs的诊断编码采用ICD-10，但操作编码用ICD-9。

此外，虽然DRGs使用ICD编码作为基础，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会对依据各地实际构建本地的ICD版本，例如美国的ICD-CM、澳大利亚的ICD-AM、北京的ICD-BM等。

2015年，国家卫计委的医政医管局，成立了国家DRGs质控中心，在北京版DRGs的基础上发布了CN（Chinese）-DRGs模式，并在全国15个试点城市推行。

2017年，国家卫计委下属的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又推出了以“收付费改革”为中心的“C（China）-DRGs”模式。

分组的细节不同以及编码系统的不同，再加上各地实践过程中会依据各地不同情况，删减、修改、变更现有分组，导致了中国DRGs为数众多且无法统一。

这么多版本、这么多术语，有没有看得很晕？没关系，因为到下一节，就可以把这分组这件事忘记了。

不设分组器的大数据病种分值

中国DRGs的先行者引入国外标准时有些内生性的问题无法解决。

第一，各种分组设定，是先有分组模型，再去对照现实，所以会与现实存在偏差。有些疾病及诊疗方式，可能就不在现有的分组器中。

此外，中国经济水平及医疗水平发展不均，导致各地区诊疗路径不一。例如，上海治疗骨折的路径是西式的，会通过手术的方式用钢板固定；但在西部偏远地区，外科医生会用木棍绑在伤腿上的方式进行。两种治疗手段的花费相差甚远，患者恢复时间也不一样，感受更是迥异。

因此，上海试行的DRGs在运用到西部地区时，还要进一步调整。但由于分组器是人为设定的，所以在做适应性改造时，还需要人工介入调整，所需时间长，成本较高。

第二，任何政策的出台都存在着管理者与政策参与者之间的博弈。一旦参与主体熟知政策规则，其最优化行为的理性选择会对政策的长期适用性造成影响。

例如，八点健闻在调研各地实施DRGs的过程中发现，面对医院和医生的抵制，出于防范医生钻空子的目的，大部分医保试点地区的DRGs分组器不向医生公开。

然而，此举并不有效。2018年，国家医保局曾组织专家去医院调研DRGs。一些医生坦言，DRGs的分组规则即使不开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报销情况，医生们大致也能推算出来。这就可能发生“病人被分入一个比其应分入的DRG组复杂程度更高的组，使医院获得更高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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