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对全球12家大型制药企业的持续追踪结果显示，制药巨头们的药物研发投资回报率已从2010年的10.1%下降至2017年的3.2%。因此，新药研发付出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

正因为如此，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振新的观点偏向于理性，“很多企业是以仿制药为主，转型去做新药研发，是需要有足够的利润支撑。而且，选择的路径要正确，如果运气不好，投了很多创新药，结果都流产了，损失会非常大。”

在创新赛道过热和拥挤的情况下，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瑞安认为，资本仍旧青睐创新药，融资已经不是挑战。“一开始，我们就有刻意寻求差异化。由于选择的是全新的靶点，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临床是否能成功。此外，寻找一些新的靶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药企老总们还在忧虑什么

令药企老总们头疼的，还不仅限于上文提及的这些问题。

“所有的董事长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支付从哪儿来？”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宁军列了一个数据，比如肝癌、肺癌患者，每个人需要支付5万美元，500个病人的话，就是2500～3000万美元的支出。这样的创新药走向市场，没人帮你买单，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于诺诚健华联合董事长崔霁松而言，目前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药品定价问题。在仿制药大国里，新药价格过高，大家不适应；价格过低，企业难以盈利。另一个则是如何国际化，“这个药不仅在中国卖，还要走向国际。那么，在国际上怎么竞争？是留给企业的难题。”

这一问题，同样是成都海创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元伟最苦恼的。“我们的新药已经在美国FDA开展临床三期。对于我们来说，把产品卖到美国去，资金和销售的问题，都会是下一步的挑战。”

之所以选择在美国开展临床研究，陈元伟解释，在美国，比如说使用阿比特农（治疗前列腺癌的一种药）这类仿制药，病人每个月花费约3000美元，一年的花费是4万美元。国内也批准了阿比特农，每个病人一年的费用大概是6～7万元人民币，中间有4～5倍的差价。而中美在临床、人工上的研发费用差不多。

纵然难点重重，但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贵民对于创新坚定不移，“未来三到五年，一定是创新为王、剩（胜）者为王。”在他看来，这几年，无论是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服务创新，只要在一个点上实现创新的话，是能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的，这个“剩”就是剩下的剩。如果5年之后，还能在这里开会，还能成为中国百强药企，那这个“剩”，就是胜利的胜。“得先站在这里，然后保持一个胜利的姿态。”

差异化定位才是创新的出路

赛道过热，如何去做差异化产品？这几乎是此次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大家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选择赛道的时候，梁瑞安没有选择拥挤的PD-1，而是选择了相对没那么拥挤的免疫系统性疾病。“很多时候，临床部门和医生之间会沟通哪一个适应征是有市场需求的，而且是比较精细的，我们才会选择这个赛道。”

“如果选择的靶点一样，比如同样生产PD-1，那能不能和别人做得不一样，这至关重要。”江宁军还认为，国外的抗肿瘤药物是根据当地的适应征来研发的。比如，美国的前列腺癌、胰腺癌发病率高，中国虽然也有，但肝癌、胃癌、食管癌是国内人群更高发的癌症。国内药企在靶点选择、分子筛选上，可以根据国内的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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